尺八

[当代] 卞之琳

像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
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
从夕阳里,从海西头,
长安丸载来的海西客。
夜半听楼下醉汉的尺八,
想一个孤馆寄居的番客
听了雁声,动了乡愁,
得了慰藉于邻家的尺八。
次朝在长安市的繁华里
独访取一枝凄凉的竹管......
(为什么年红灯的万花间,
还飘着一缕缕凄凉的古香?)
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
像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
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
尺八成了三岛的花草。
(为什么霓虹灯的万花间,
还飘着一缕缕凄凉的古香?)
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
海西人想带回失去的悲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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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注释

卞之琳《尺八》译文注释

尺八,因长一尺八寸而得名,竹制,中国吴地传统乐器。其气息引发的振动化作音律,可空灵幽静,可粗犷凄厉。尺八盛行于隋唐宫廷,同时期由日本僧人觉心习得带回日本。而我国自宋代后就已绝迹,消失了近千年。

作品赏析

卞之琳《尺八》赏析

  卞之琳是一个沉思人生哲理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诗人,他既注重从广泛的人生现象中挖掘深刻的人生哲理,赋予诗作以普遍性的哲理象征意蕴,同时也把触角伸向复杂深广的文化历史现象,力图透视股金中外文化历史现象的发展流变、兴衰更替的轨迹及其难以言说的规律和复杂的多重因果关系,从而使他的诗作也富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关于这后一点,《尺八》一诗比较典型。《尺八》一诗作于1935年,曾被人誉为卞之琳成熟期的最佳作。所谓“尺八”是一种古管乐器,亦称“萧管”,相传产于印度,至迟在隋唐间已传入中国,唐时有吕才定制为一尺八寸,故有是名。成为汗民族一种常见的乐器。但到宋以后已失传不用,约在七八世纪时传入日本,现在仍流行于日本,称“晋化尺八”。可以说,一枝小小的尺八象征性地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机运的流转与兴替。1935年春,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军事入侵之际,卞之琳因事客居日本。五月的一个夜里,他听到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古代乐器尺八吹奏出犹有唐音遗韵的曲调,感到这“单纯的尺八像一条钥匙”,无意中为自己“开启了一个忘却的故乡”。有仿佛是一个文化的“象征”物,一面“历史的风尘满面的镜子”(卞之琳《沧桑集·尺八夜》)引起作者对人类文化流传变迁和个民族盛衰兴替的深深思索,不久,遂构思创作了《尺八》这首具有深刻历史意识和广泛象征意蕴的抒情诗。

  由于卞之琳一贯精练简约,重含蓄暗示,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风格,加上作者在这首诗里又使用了现代派诗的主体分层、多声音合唱以及省略跳跃等技巧,因此《尺八》是比较艰深的。但其情理结构仍然有迹可循。作者在1936年写的《尺八夜》曾追忆了他旅日经历与构思创作此诗的经过,其中就谈到,他觉得尺八像一条“钥匙”、“镜子”、历史与文化的“象征”,而他创作《尺八》,就是“设想一个中土人在三岛夜听尺八,而想到多少年前一个三岛客在长安市夜闻尺八而动乡思,像自鉴于历史的风尘满面的镜子”,因此,诗“虽然名为《尺八》而意不在咏物”,而是别有寄托,借写尺八传达一种“历史意识”(《沧桑集·尺八夜》)。我们参考历史事实,时代背景和卞之琳的自述,再来读《尺八》,则诗的内在情理结构就比较明朗化了。大致说来,《尺八》一诗的情理结构线索是这样的:“海西客”——一个现代中国人(有卞之琳的影子)从日本之西的中国乘坐一艘日本船“长安丸”来到日本东京,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加重之日,因此海西客在日本夜半听到“尺八”,不仅起了乡愁,而且引起了更为深沉复杂的思绪,而“长安丸”这个以中国古都命名的日本船名也激发了他的想象。于是他不禁更深一步追溯起尺八的起源于流播史(尺八的流传史又关联着文化的得失与民族机运的兴衰),脑子里遂涌现了一幅这样的历史画面:大概在大唐盛世,当时汉民族文化昌盛、国事强大之时,尺八这种异域乐器已在中土生根开花。当时有一个来自番邦日本的“番客”,在中国都城长安孤馆寄居,既仰慕泱泱大唐帝国文化的发达,又伤感于自己祖国的落后。当他听了雁声,动了乡愁时,幸得临家的尺八声给了他慰藉。第二天遂在繁华的长安市里寻访一支尺八,——这是对文明古国发达文化的学习与追求的象征性表现,并且终于在一艘三桅船东渡回国时把尺八带回到三岛落户。海西客回溯追想起这一幕,再想到千余年后的几天,自己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汉唐苗裔,在日本东京看到在自己祖国已失传的古代文化却“健全地活在异域”,而且也看到昔日落后的“番邦”,如今却崛起成为近代化了的强国,“现在他们的世界,不管中如何干,外总是强……比较上总算是一个升平的世界,至少是一个有精神的世界”(《沧桑集·尺八夜》),而回观一向以文明古国自居的祖国却落后了,文化失落了,人民麻木不自觉。(括号中的两行诗隐约暗示了海西客曾在日本现代都市的霓虹灯间寻觅尺八,也就是寻觅已失传的民族文化,这一层被作者省略了。)于是,抚今追昔,历史与显示相联系相对照,遂使海西客心底如昔日的番客一样涌起了“不如归去”的呼声(不过其中感慨应有不同),并进一步引起他深沉的历史衰痛与历史沉思:既悲哀于祖国的落后与民族文化的流传失落,更悲哀于国人对于落后与危机的麻木与不自觉,所以诗人才有“海西客想带回去失去的悲哀吗”的反问,以反问来启发人们思考如何继承民族文化,振兴古老祖国的问题。这就是《尺八》一诗的情理结构线索。当然,《尺八》一诗的内在意蕴不限于此,而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既有古国乡邦之思,也有怀古念远之情,即暗叹于日本民族的善于学习不断上进,又悲哀于民族文化的失落与祖国的衰微,同时也寄托了对人民觉醒起来,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振兴祖国机运的热望,恐怕还暗喻有对各民族相互学习、促进、和平相处的前景的思索,这样,从纵的层次上,有怀古、写今和对未来的暗示,从横的层次上,又有文化、历史、风土、心理等各个层面。这些不同层面都被作者以“尺八”为辐射核心或联系线索交织叠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因而从更高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尺八》具体而又象征性地凝聚了诗人对人类文明流转变迁和各民族机运盛衰的深沉思索,在扩大的时空上寄托了诗人对人类未来的潜在希望,这正是卞之琳历史沉思的深刻与博大之处。因为真正的“历史意识虽不必的死骨的迷恋”,也不能单纯地“只看前方”(《沧桑集·尺八夜》),亦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度一个民族,而应是辨证地广阔地透视古往今来,环顾中外四海,才能达到。由《尺八》可以看出作者真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或如刘勰所说,“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文心雕龙》),其思想之博大精深自不待说,而在艺术表现上他又克服了多大的困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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